他一言未发，我也是。她低头看着放在面前桌上的吊坠，拾起来，重新佩回项链上，从容地向后靠去。
“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盘问你，艾琳，”斯潘塞缓缓地说，“让我们忘了吧，马洛在徽章和结婚证这些事情上小题大做，甚至有一刻真让我起疑了。”
“马洛先生，”她静静地告诉他，“总是小题大做，但在面对性命攸关的大事时，他可以跑到湖边去看一条傻船。”
“在那之后你再也没有见过保罗·马斯顿？”我说。
“他死了，我怎么可能看到？”
“你并不知道他死了。红十字会没有发布他的死亡报告。他可能只是被俘获了。”
她突然哆嗦了一下。“一九四二年十月，”她缓缓地说，“希特勒发布了一项命令，所有的突击队俘虏都被移交给盖世太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他们在某个盖世太保的地牢中受尽折磨后无声无息地死去。”她又颤栗了一下，接着勃然大怒地冲我说道：“你这个可怕的人。你想要我重温那个噩梦，因为一个无关痛痒的谎话再次折磨我。假如某个你爱的人也被那些人抓住，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你觉得他们最后下场如何呢？就算我想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就算是假的——回忆，又何怪之有呢？”
“我想来一杯，”斯潘塞说，“我太需要一杯酒了，我能来一杯吗？”
她拍拍手，坎迪不知道从哪里飘出来，就像他往常一样。他对着斯潘塞鞠了一躬。
“你想喝什么，斯潘塞先生？”
“纯的威士忌，多来点。”斯潘塞说。
坎迪走到角落，打开墙上的小酒吧。他拿出一瓶放在上面的威士忌，猛地倒出一大杯。他转身回来放在斯潘塞的面前，又一次准备离开。
“也许，坎迪，”艾琳静静地说，“马洛先生也想来一杯。”
他停下来看着她，面色发黑并露出倔强的神色。
“不了，谢谢，”我说，“我不喝。”
坎迪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走开。又是一阵寂静，斯潘塞放下只剩一半的酒杯，点燃了一根香烟，继续和我说话，但并没有看我。
“我确定韦德夫人和坎迪可以送我回比弗利山。或者我可以叫出租车，我猜你已经说完了。”
我把那张认证过的结婚证复印件重新折起来，放回我的口袋。
“你确定你想这样？”我问他。
“也许每个人都想这样。”
“好吧。”我站起来，“我猜这样做我也挺傻的。作为一个凭智商成功的出版家——如果做这行也需要智商的话——你应该猜到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玩这一套沉重的把戏。我翻旧账、花钱取证，并不只是为了让回忆折磨某些人，我调查保罗·马斯顿并不是因为盖世太保谋杀了他，或者因为韦德夫人佩戴了错的徽章，因为她记不清楚日期，因为她嫁给他只是战争中的一念之差。当我开始调查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知道的只是他的姓名。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的？”
“毫无疑问有人告诉了你。”斯潘塞简洁地说。
“确实，斯潘塞先生。有人在战后的纽约结识了他，后来又在这里的恰森酒吧见过他和他妻子。”
“马斯顿是个挺普通的名字。”斯潘塞说，小口地喝着威士忌。他侧了侧头，右眼皮往下垂了一点，所以我又坐下来。“就算是保罗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比如，在大纽约区的电话簿里有十九个霍华德·斯潘塞，其中四个就是霍华德·斯潘塞，没有中间名缩写。”
“好，你觉得有多少个马斯顿的一边侧脸是被一片延时爆炸的迫击炮弹壳打碎过，脸上还带着整容手术的疤痕呢？”
斯潘塞张口结舌，沉重地喘起气来，他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额头。
“你觉得有多少个保罗·马斯顿在同一场合下救了几个名叫门迪·门涅德斯和兰迪·斯塔尔的凶暴赌徒？他们还在，记忆力不错，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作证。还装什么呢，斯潘塞？保罗·马斯顿和特里·伦诺克斯是同一个人，我可以给你滴水不漏的证明。”
我没期待任何人会跳得六英尺高，或者尖叫，也确实没人这么做。但那种沉默简直比尖叫还要刺耳。它紧紧环绕在我的周围，稠密而坚硬。厨房的水好像没关。屋外传来报纸被丢在车道上发出的砰的闷响，接着是一串轻轻的跑调哨声，像是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飞驰而去。
我觉得脖子背后有一阵刺痛，猛地躲开，转过身来。坎迪站在那里，手持尖刀。他暗沉的脸表情木然，但是眼神中有一种我没见过的东西。
“你累了，朋友，”他柔和地说，“给你来杯酒，不要吗？”
“波本加冰，谢谢。”我说。
“请稍等，先生。”
他把刀快速折起来，装进了白色夹克侧面的口袋，缓缓地走开。
终于，我看了看艾琳，她身体前倾，双手紧紧交握。就算她脸上有任何表情的话，低垂的脸也挡住了全部。她说话的声音清醒而空洞，就像电话报时的机械声音。人们一般会挂断，如果你继续听的话，它会用不变的音调播报接下来的几分几秒。
“我见过他一次，霍华德，就一次。我没和他说话，他也没有和我说话。他的变化太大了，头发和脸都变白了——已经不是同一张脸，但当然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我们对视，仅此而已。接着他走出房间，第二天，他就从她家消失了。我只是在洛林家见过他——还有她。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霍华德，你在，罗杰也在，我猜你也看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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