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师或者美容院小姐押下两块钱，那是进贡给赌博业辛迪加的，那是真正的利润来源。人民想要正直的警察，是吗？有什么用呢？保护那些手持特惠卡的大顾客？我们国家有合法的赛马场，全年无休。他们诚信经营，州政府抽取一部分收入，赌在赛道上的一块钱往往伴随着赌业经纪人下注的五十块，一张卡片上有八到九场比赛，其中的一半，那些无人关注的小比赛，结局可以任由人定。骑师赢一场比赛的方法只有一个，但是想输一场比赛却有二十种，就算每隔八个杆就有一个监督者守着，但如果骑手熟悉套路的话，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是合法赌博，伙计。诚信经营，州政府批准的。这合理吗？我觉得不是，不是。因为这是赌博，滋生赌徒，当你把所有事情通盘考虑之后，赌博就只有一种——不正当的那种。”
“现在感觉好点吗？”我问他，擦了一些白碘酒到伤口上。
“我是一个苍老的落魄警察。我只感觉痛心。”
我转身看着他。“你他妈是个不错的警察，伯尼，只是不太中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警察都一样，他们全都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如果一个家伙在赌桌上丢了他的支票，那就禁止赌博。如果他喝醉了，禁止酒精。如果他撞死了人，禁止制造汽车。如果他和女人同床被抓，禁止性交。如果他滚下了楼梯，禁止盖房子。”
“啊，闭嘴！”
“当然，我可以闭嘴。我只是个公民。别扯了，伯尼。我们有匪徒、犯罪集团和打手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奸诈的政客，以及他们在地方政府和立法机关里的副手。犯罪并不是疾病，而是症状。警察就像医生一样，你有脑瘤，他给你开阿司匹林，只是警察会用金属棍棒来治疗罢了。我们是一大群粗鲁疯狂的家伙，犯罪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有组织的犯罪是组织存在的代价，我们长期以来都要与之共存。有组织的犯罪只是光鲜美元的阴暗面。”
“那干净的一面呢？”
“我从没见过，也许哈兰·波特会告诉你，我们来喝一杯吧。”
“你走进那扇门的时候看起来挺帅。”奥尔斯说。
“在门迪向你拔刀的时候那样子更帅。”
“握握手吧。”他说，然后伸出手来。
我们喝了一杯，他就从后门离开了，他用铁撬撬开后门才进的屋。他昨天为了侦查来过一次。后门是一个弱点，常年向外打开，年久失修，木头就会干瘪缩水。只要你把铰链上的大钉子敲下来，后面的事情就会很简单。奥尔斯指给我看他在门框上留下的一处凹痕，然后翻越山坡，返回他停车的另一条街。他本来可以同样轻易地打开前门，但是会把锁弄坏，那就太明显了。
我看着他穿过树丛，手电在他身前打出一束光线，翻过山岗后他的身影就消失了。我关上门，又调了另一杯更柔和的酒，回到客厅坐下。我看了看手表，还早，只是感觉我回家已经很久。
我走到电话旁，拨通了接线员，给了她洛林家的电话。管家询问了致电者身份，接着去看洛林夫人在不在。她在。
“找机会你得讲给我听。”她置身事外，就好像已经飞到了巴黎。
“我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给你讲——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今晚？噢，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出去。恐怕不太可能。”
“好的，我明白了。好吧，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知道。谢谢你提醒我，这和你家老头子没什么关系。”
“你确定？”
“确定。”
“噢，稍等。”她离开了一会儿，回来后声音听起来更热情了。“也许我可以抽空来一杯。哪里见？”
“都可以，你定。我今晚没车，但是我可以叫个出租。”
“别胡说，我来接你，但得一个多小时之后。地址是？”
我告诉她，她挂了电话，我打开走廊的灯，然后站在门口呼吸着夜色。天气变得凉爽多了。
我走了回去，试图打给朗尼·摩根，但是他不在。接着，只是为了图个乐子，我打给了拉斯韦加斯淡水龟俱乐部的兰迪·斯塔尔先生。他可能不会接，但他接了。他的声音镇静、干练，有企业家的派头。
“接到你的电话真好，马洛。特里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门迪在路上。”
“他去哪里？”
“去韦加斯，带着三个你派来跟着他的打手，乘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带红色警报灯和汽笛的那种。你的车，我猜？”
他笑了。“在韦加斯，就像有些记者所说，我们用凯迪拉克当拖车。这是怎么回事？”
“门迪和几个凶小子在我家盯梢，他本想狠揍我一顿——说得直白点——就因为报纸上一篇文章，他觉得是我捣的鬼。
“是不是你呢？”
“我可不开报社，斯塔尔先生。”
“我也不雇开凯迪拉克的凶小子，马洛先生。”
“他们可能是县警。”
“我不敢说，还有别的事情吗？”
“他用手枪挥了我一巴掌。我踹了他的胸口，还用膝盖顶了他的鼻子。他看起来不太满意。无论如何，我希望他可以活着到韦加斯。”
“如果他往这边来，我确信他会活着。恐怕我得挂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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