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曾想过，她写小说有什么高深的立意么，能给读者传达什么伟光正的观念么，对社会有什么好的影响么，能起到什么振聋发聩的作用么？
好像都没有，她就只是想给读者传达一些正确的三观和很多的快乐而已。
她写《提刑官宋慈》是为了给世人传达善恶观和一些法检常识，《才子变身记》和《三寸金莲》是为了替女人叫屈，反对裹脚、支持读书，这倒是出乎意料取得了成功，借着社会变革的东风，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和影响，至今都还有人来信感谢她，说是因为她的小说逃过了裹脚的厄运，还得以进了新式学堂读书，才完结的《上错花轿嫁对郎》是为了向人们传达一种全新的婚姻相处模式，希望可以让那些婚恋观混乱的人们能认清婚姻的本质。
这本来是没错的，不过娱乐之作而已，怎么也犯不上挨骂啊。
可坏就坏在她的小说实在太成功了，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而且还是个区区写白话小说的，又不是写得什么警示醒民的惊人之作，凭什么引得人如痴如醉的大肆追捧呢，简直哗众取宠、巧言令色、沽名钓誉……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柿子捡软的捏，最后可不就被嘲得狗血喷头了么。
也是她宅在安逸平和的世界里太久了，经不起丁点的挫折和打击，还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后来回过神来想想，这算什么事啊，她是经过现代网络骂战的人哪，那些躲在暗处随意指戳辱骂她的人她曾经都可以一笑了之，现在却如此不淡定了，真是快被养成娇小姐了。
而正是这些读者的来信，让她找回了信心，不论这些信的内容是什么，都是对她的一种肯定和认可。
也许她的小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最少，她能使他们快乐，能丰富他们贫瘠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不是么!
据报社统计的读者反馈，这“作者有话说”环节也颇是受欢迎，好些人都盼着作者能多写些、写长些哪。
冬秀到很能理解他们的这种要求，或者说爱好。
以她现在的名气和神秘程度，在那些读者眼中估计跟现代的偶像明星也差不多了，人都是有窥私欲的，看文的同时，还能看些作者本人的生活片段或内心私语，也是能大大满足他们的。
冬秀自己到真是十分乐意的，这一年下来，她还真写了不少的随笔，有散文、有故事、有议论，或者漫无边际的猜想，这还是受了胡竞之的写日记的影响呢，她也跟着养成了每日动笔写点东西的习惯。
这些随笔里有她对某一后世已经消失了的风俗的描绘和惊叹，有对哪家小摊子上的点心的赞美，有北京城四季美景和气候变幻的描写，有在六国饭店吃饭经历的总结，还有去年自己动手做腊八粥的过程记录，总之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吃喝玩乐的方方面面。
这些本来很平常的事物，在她这个未来人的眼中却是别有风味和情趣的，总是显出一种情怀和神秘来，加之她擅长幽默调侃的写作方式，这些事物在她笔下倒绽放出别样的惊喜和生命来。
她把里面涉及隐私和忌讳的篇章拿出来，将那些剩下的交给王稚萍，叫她看着往报上登载，最好是与她的番外篇错开，毕竟那个番外她也不会每天都写，一个月顶多出三篇就差不多了，这些随笔正好可以补充进去。
王稚萍拿着那本已经装订好的册子，一开始还以为是宝先生写的新书呢，翻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先生自己的日记。
这，这样私密的东西能登到报上去么，她都不好意思翻看，否则总有种自己在窥探别人隐私的罪恶感。
“没事儿，我既然能把它交给你，那就是不怕人看的，那些不好亮出来的内容我一早就剔除啦！”
既然宝先生这么说，王稚萍只得答应下来，又与她商定好了刊载周期，便回去了。
回去后第一件事便是开始翻看宝先生的日记本，里面第一篇便是“坐火车记”。
讲述了宝先生第一次出远门、入京乘车的全部经历，里面有赶路时几次换乘交通工具的艰辛、买火车票时的惊恐、对一等座车厢之豪奢的惊叹、火车上吃西餐的趣事、坐火车的后遗症等等，语言十分的诙谐幽默，即便是在描写那些让人反感的事情时也显出一种调侃打趣的意味，叫人读来捧腹不已。
王稚萍一气读完，真觉酣畅淋漓，以往只知道宝先生的小说写得好，原来便是这样的日记随笔也能作的如此精彩，她读完这篇坐火车记，仿佛自己也跟着走了一朝，长了一路的见闻，看了一路的风景。
文人的心肠果然较之她们这样的寻常人更加感性和敏锐，一般人第一次坐了火车，你若是问她有什么感想，恐怕她只能回答：兴奋、疲累、稀奇、好快之类贫乏的形容词，哪里就能如先生一般这样洋洋洒洒的写出一大篇日记呢。
她对途中见到的一棵树、一片云、一个村落、一个牧童都能写得那样趣味盎然，引人遐思，对吃西餐的各种小窍门和讲究，以及其中的典故、来源都能一一娓娓道来，看了这个，估计今后人人都可从容的出入西餐厅而不必怯场了，根据小饭馆里店小二提供的信息，她还能编出一段“乡下人进城防骗顺口溜”，语言流畅直白，读来朗朗上口，叫人看了即觉得好笑又颇觉有理，王稚萍不自觉的念过两遍后，居然就背下来了，颇觉这顺口溜有种叫人着魔似的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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