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崔大离的心思不在这儿，他还惦记着去找狗。可都是街里街坊的邻居，既然来找他当“大了”，他也不便推脱，迫不得已应承了下来，在挑水胡同发送开出租车的二哥。
崔大离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找来臭鱼帮忙。住在挑水胡同的臭鱼，那是傻宝禄的后人，混在黑旗队，家里特别穷，蹲过三年苦累房，为人很讲义气。过去说交朋友是“朋友道儿”，折胳膊断腿朋友道儿，为朋友不在乎两肋插刀。臭鱼对兄弟、对朋友绝对够意思。打他祖爷爷那辈儿起，他们家就穷，但是他练过几年武，会把式，有膀子力气，能举几百斤沉的石锁，专好打抱不平，只是家贫如洗。前几年替朋友出头，下手太重，打残了一个地痞无赖，为此蹲了三年苦累房，放出来之后还没找到活儿干，临时打八岔。过去说帮短儿的，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今天去这边，明天去那边，这叫“打八岔”。崔大离找来我和臭鱼一同忙活白事儿。
臭鱼明知只有“大了”能拿一份犒劳，别的人都没有，穷老百姓没那个规矩，最多是管两顿吃喝、给一包烟，受累不讨好，胡同里没人愿意干，但是他二话没说，过来跑前跑后地忙。别人忌讳，我和臭鱼不在乎这个。
哪知道出殡前一天夜里，西南屋闹起鬼了！
5
崔大离找齐了帮忙的人，他往下安排，先贴“门报儿”。纸上用黑色毛笔写四个大字“恕报不周”，小字是“某宅之丧”，主家姓什么写什么宅，这叫“门报儿”。过去的门报儿，女子用粉纸，男子用黄纸，后来没这么多讲究了，一概用白纸，贴到大杂院儿的大门外侧。
卖菜的三哥和开出租车的二哥并不沾亲带故，只不过同住一个大杂院儿，邻居们习惯这样称呼。比如开出租车二哥的媳妇是二嫂子，家里的儿子叫二离，全家带个“二”字；卖菜的三哥一家全带个“三”字，三哥的姥姥就叫三姥姥。两家势成水火，二哥死于非命，虽说三姥姥一家不亏心，但是看在眼里也别扭，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之下，同意搬出去避上十天半月，这叫“眼不见为净”。邻居们生怕两家斗下去还会出人命，好在三姥姥过了气头，答应出去避一避。
自打1949年新中国成立移风易俗以来，旧时出大殡的风气已经非常少见了，近乎绝迹。二哥家又不是大门大户，不可能大操大办。可不管怎么从简，终究是发送死人上路的白事儿，那时候的穷讲究可也不少，越穷越讲究，该做的还是要做。贴完了门报儿还要写灵头，意外身亡之人的灵头非常不好写，“永垂不朽”和“沉冤待雪”不大合适，“永不瞑目”怎么样？合适是合适，但是那么写可太吓人了，到最后什么都没写。
接下来是布置灵堂。帮忙的几个人一齐动手，先将屋里碍事的东西挪开，正当中摆上遗照，放好点心供品，下边是火盆烧纸。倘有人来送花圈花篮，根据交情的深浅，或多或少要给份子钱，挑水胡同灶头大院儿的邻居都过来随份子，或是一百或是二百，至少五十。哪怕互不认识素无往来，只是住得近，那么于情于理，也都该讲究个礼数。甚至有隔了好几条胡同，没任何相干的人也过来行个礼，说一会儿话，蹭两支烟，临走掏出二三十块钱凑个份子。
崔大离在屋里屋外两头忙，一边张罗人买东买西，一边还要用行李布在胡同搭起灵棚，再牵出电线，挂起一个一百二十瓦的大灯泡子。灵棚为了防雨，灯泡则是天黑时用来照明。您想，住平房大杂院儿的人家，谁家不是十来平方米的小屋，能有多少椅子茶碗？可也不能让吊唁哭丧的人坐在地上，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卫有租赁铺，不管是白事儿还是红事儿，都可以去租赁铺搬取桌椅、杯盘、茶碗、暖壶，用完再还回去，损坏丢失照价赔偿，既便宜又省事儿。50年代以后没有租赁铺了，他必须挨家挨户借，从早到晚忙前忙后，腿儿都差点跑断了。
吊唁的人还真不少，白事儿一连三天，第三天晚上送路，要到十字路口烧纸，一直忙到半夜。我和臭鱼送最后一拨人出了胡同，走回来的时候看见还有三四个男子，他们是在门前守夜的，几个人凑到一块，一头抽烟喝水，一头低声说话，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可能是在嗟叹二哥意外身亡。
那会儿的路灯过了十点全灭，夜半三更，风吹月落，漆黑的胡同里更是没有一个行人往来，只有一点灯光忽明忽暗，衬得白色的门报儿愈发阴森。
6
送路当天的夜里起了风，云阴月暗。二哥家里的亲属不多，但在一起跑活儿开出租车的同行不少。其中有几个走得近的朋友没少帮忙，轮班在门口大棚中坐着，免得桌椅板凳让贼偷去。半夜十二点前后，我和臭鱼打胡同外头回来，路过西南屋，顺道往屋里看了一眼。
只见屋里支了张桌子，二哥的黑白遗照摆在当中，墙上挂的是水陆图《生死轮》，前头有香炉和蜡烛，桌下是烧纸的火盆，崔大离身穿“大了”的皂袍，正一个人坐在供桌旁打盹，哈喇子顺着嘴角流下半尺多长，怀中抱了一部破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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